历史回顾黄家驷外科学第16版编

本文摘自裘法祖教授遗作《写我自己》。裘法祖教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参加新中国外科学教材的编写工作，经历了《黄家驷外科学》第1～6版的编写全过程。这段忆述是一份珍贵的史料。

　　解放前，我国没有自己编写的医学教材，医学院校使用的教材都是英文或者德文、日文的。在当时，各医学院校用何种文字的教材，与该医学院校的历史传统因素有密切的关系，例如东北几所医学院用日文教材，北京协和医学院、长沙湘雅医学院用英文教材，而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则用德文教材。解放后，全面学习苏联，所谓“一面倒”，因而都用俄文翻译过来的医学教材。记得第一本《外科学》就是由黄家驷教授主译的课本。

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卫生部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，也就是说我国的疾病种类与国外有所不同，例如血吸虫病、肝包虫病、肝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很高，而在国外则罕见。我国的医疗条件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，还要强调重视简易而有效的诊疗方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国亟待有自己编写的医学教材。

年卫生部发下通知，嘱我参加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（卫生部李德全部长签发）。年秋，黄家驷院长接受卫生部委任，开始组织编写我国第一部《外科学》，参加编写的有6人：黄家驷（中国医学科学院）、方先之（医院）、曾宪九（北京协和医学院）、吴阶平（北京医学院）、兰锡纯（上海第二医学院）、裘法祖（武汉医学院）。

年7月，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向裘法祖教授颁发的聘书

记得当时在上海长乐路锦江饭店召开第一次编委会，决定先编写《外科学各论》，并讨论了全书的章节内容和编写程序。分配给我编写的篇章有颅脑和脊髓疾病，颜面、涎腺、颈部（含甲状腺）和乳房疾病，周围血管和淋巴管疾病。黄家驷院长编写胸部疾病，兰锡纯教授和曾宪九教授编写腹部疾病，吴阶平教授编写泌尿系统和男性生殖系统疾病，方先之教授另请李鸿儒教授（上海第一医学院）协助编写运动系统疾病。当时我尚奔走在上海、武汉之间，医疗、教学任务很重，编写外科学15万字（包括插图）的工作主要是在上海每天夜间完成的。

我回国后虽然有编写《大众医学》科普文章的经验，但要我写正式的教材还是第一次。要参考较多的国外文献，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来写。我给自己定下了几点准则，就是：文句要精练，条理要清楚，插图要合适，特别是检验项目单位和用药剂量不能有差错，标点符号、外文字母也要准确。在编写中不但丰富了我不少有关章节的理论知识，还提高了我的中文表达能力。

年夏全书脱稿，先以讲义形式分成四本（不加插图）刊印，即基本外科学（含腹部外科）、胸部外科学、泌尿外科学和矫形外科学。先在执笔者工作的医学院试用，同时送全国各医学院外科教研组征求意见。一年后，按收集到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和补充，于年5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。全书万字，称为《外科学各论》。

《外科学》第一版编委合影（前排左起：曾宪九、吴阶平、方先之。后排左起：兰锡纯、黄家驷、裘法祖）

第一版出书后获得全国各医学院的好评，并要求增加外科学总论内容。于是年春开始组织编写包括外科学总论在内的第二版，执笔者人数增至来自7个单位的13人，全书字数增至万字，称为《外科学》。兰锡纯教授和我受黄家驷院长的委托，年春专程到北京整理全稿：调整编写程序，统一专用名词，润饰文句，特别注意检验项目和用药剂量等，每人每日要整理10万字左右的文稿，每日工作约10～12小时。兰锡纯教授大我七岁，他工作严谨，学识渊博，中文底子很厚，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家。他很爱护我，我很尊敬他，我们相处得非常和谐，在一起工作的10天，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。我特别记得，我们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宿舍里，住的条件简陋。当时正值所谓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后期，食品奇缺，三餐清淡，早餐仅稀粥加咸萝卜、腌菜而已。黄家驷院长经常来看我们，带来所需文具，纸、笔、剪刀、浆糊等等，这些文具对整理文稿十分需要，我们戏称为“修修、改改、剪剪、贴贴”的工作。在这10天里我还记得两件事，其一是：由于兰锡纯教授与梅兰芳相识，梅兰芳夫人患左上臂蜂窝织炎，我们去她家中给予治疗，为此，梅兰芳盛宴我们一次。其二是：张学良的弟弟也与兰教授相识甚久，请我们两人去北京新侨饭店美食匈牙利红烧牛肉。这两次宴请对我们来说确是“雪里送炭”，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第二版《外科学》终于年11月出版了，与第一版相隔仅4年。当时，进口书籍极少，此书一出版即销售一空，立即又要重印。这个情况充分说明了医学生和青年医生对新知识的渴望，也大大鼓励了我们，并准备在年修订出版《外科学》第三版，但由于十年动乱未能实现。一直到年5月才又组成第三版编委会，到年4月《外科学》第三版才问世。

编著《外科学》期间，裘法祖教授与黄家驷教授在一起

自年第二版出版到年第三版出版的整整15年中没有外科学方面的新书。到了年～年期间，全国医学院校陆续复课，这就发生了所谓“书荒”现象。医学生和青年医生急需新的教材来充实医学知识，但《外科学》第二版不再重印，主要是第二版的执笔者还在文革的旋涡里，尚未完全解放出来。人民卫生出版社在这种处境下，乃进行所谓第二版的修订，做了一些改动，即黄家驷院长仍列为主编，但加上“中医院外科修订”字样。虽然第二版执笔者的姓名仍然列出在封面后的第二页中，但加上“原”字，改为“原执笔者”，在章节目录上则不再署名；封面后的第一页加上醒目的“毛主席语录”：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”，“救死扶伤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”，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，“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，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”等等。另外，增加字当时盛行的针刺麻醉内容，其他内容则与第二版完全相同，只字未改。这样就于年12月出版了这本修订本。这既不是第二版的重印，更不是第三版。当我看到了这本修订本，心情十分沉闷，但它是文化大革命大气候的产物，不敢提出任何意见。事前人民卫生出版社既没有通知我，更没有和我商量，我乃美其名为外科学的“号外版”，印数竞高达18万册。

令人痛心的是，方先之教授在文革初期受到很猛烈的冲击，数次被批斗，在年6月因肝癌去世，享年62岁。方先之教授是国内著名的骨科学家，记得他年在北京召开中华医学会外科学术会议期间，作了精彩的骨结核病灶清除术，当时很有新意。他在编写《外科学》第一版和第二版的运动系统疾病时，严谨的学术作风，认真的科学态度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年5月黄家驷院长召开《外科学》第三版编辑会议，请吴阶平教授担任第二主编。尽管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高潮已经过去，但大家还是心有余悸。黄家驷主编提出，医院，医院、县医院、医院、医院、中医院、医院；执笔者也不要限于专家、教授，上述单位的主治医生、护理人员也可参加编写。因此执笔者人数骤增至24单位人，其中选出21人成立了审定组，包括我们5人（黄家驷、吴阶平、曾宪九、兰锡纯、裘法祖）在内。实际上绝大多数执笔者虽然“榜上有名”，但没有编写任何文稿，编写任务还是由21位审定组人员承担，而最后的全书整理、修改工作仍然落在我和兰锡纯教授两人身上。第三版于年4月出版，全书分上，下两册，共万字，正式转为参考书，主要读者对象是广大的青年外科医生和研究生。

年5月11～12日黄家驷、吴阶平两位主编在人民卫生出版杜召开《外科学》第四版编写会议，参加者都是分编负责人，有史玉泉（上海医科大学）、叶舜宾（白求恩医科大学）、兰锡纯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）、过邦辅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）、陈中伟（上海医科大学，缺席）、张涤生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）、柳用墨（湖南医学院）、曾宪九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）、裘法祖（同济医科大学）和黎鳌（第三军医大学）等12人。会议结合近年来外科学的迅速发展，决定对全书进行重写，并详细讨论了编写内容和编写计划。当时正值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暨全国政治协商大会的前夕，黄家驷院长是全国政协委员，我是全国人大代表，编写会议选在人大、政协两大会议前两天，在时间上比较合适。记得我在5月10日乘火车到北京站时，黄家驷院长衣服上别着政协委员的出席证亲自到车站接我，这使我万分不安。黄院长大我8岁，在上海时已非常 　　我在年被解放出来后已可以写作了，为了纪念沈克非院长，就自年开始编写《一般外科手术学》，并于年12月署名“裘法祖主编”出版。我仍用《一般外科手术学》这个不很合适的名称，因为这是沈克非院长决定的。沈克非院长被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，并下放农村劳动，于年患胰腺癌逝世，终年74岁。我感谢沈老对我的厚爱，他的音容也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　　（杨子明整理）

《外科创新论坛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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